7月17日上午9点，多数人还奔波在上班路上时，赵强已经接待了4个前来咨询欠薪维权的人了。

　　赵强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上班，今天他是值班律师。工作站位于丰台区一临街房子的一层，非常好找，据说就是为了方便“对北京不熟悉的农民工”，200平方米的大厅简单分割成6个律师办公室和6个咨询接待室，其他几位律师也正在接待前来咨询的劳动者。

　　“前来咨询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因为欠薪和工伤，欠薪的最多。昨天上午我去了劳动局一趟，下午回来就有11个农民工在等着我，其中有7个人是被欠薪的。”工作站的执行主任时福茂告诉记者，进入7月以来，农民工欠薪案明显增多，远远高于去年同期，“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。”

　　工作站的来访来电记录显示，仅7月1日，就有9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子，共有89个农民工被拖欠工资642774元。从7月1日到15日，每天平均有54个被欠薪的农民工请求法律援助，平均每天涉及的欠薪金额达165992元。

　　来自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情况。据该中心律师韩世春介绍，六七月份的来访统计显示，农民工因欠薪请求法律援助的人数“占农民工案件总数的90%以上，数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”。

　　赵强告诉记者，农民工欠薪案每年都有高峰期，一般是在春节、秋收麦收之前，农民工都想带着自己的血汗钱回家。相对来说，7月份在往年是农民工欠薪案的淡季。

　　老家在湖南农村的农民工小梁跟他的8个干“磨工”的同伴告诉记者：“我们干的那个工程4月底就停工了，公司的人说7月10日发钱，结果3万多元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拿到。”小梁说，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北京可能就找不到活干了，拿到工资的下一步打算是“回家”或者“去别的城市打工”。

　　像小梁这样的建筑工人一般都是吃住在工地，在一个活快干完的时候就赶紧联系下一个活，以保证自己的吃饭和住宿问题。如果找不到活，最好的选择是回家，在北京租房即使每月只有两三百元对他们来说也近乎奢侈。

　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导致欠薪多发

　　记者翻看了工作站近几天的来访记录，发现每天十几拨人的记录里，仅有一两拨人在“有无劳动合同”一栏里选择了“有”，其他全是“无”。

　　“劳动合同签订率太低是导致农民工被欠薪的直接原因。”时福茂对记者说。

　　据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是12.5%。但从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近两年接待案子的情况来看，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只有百分之十几。“虽然这是上升到纠纷的案子的数据，不代表全部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目前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不如想象的乐观。”时福茂说。

　　正在北京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张明也没跟单位签劳动合同，他告诉记者，“没想过要签劳动合同，大家都不签，单位也没让签。”

　　调查中记者发现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劳动者法律意识薄弱外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用人单位为逃避责任风险，不愿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

　　今年只有34岁的小耿在北京从事钢筋工已有十多年了，他带领村里的工人通过法律途径讨要工资很多次了，也知道要签劳动合同，但不久前他和27个同伴又一次遭遇了欠薪，因为他们跟单位只是口头协议。他向记者道出了苦衷：“一说要签劳动合同，我们钢筋班可能就会揽不到活，因为很多用人单位都不愿意跟工人签劳动合同。”

　　“很多劳务公司往往不了解具体的每个工人，也嫌管理起来麻烦，再说如果跟工人签了合同，不但要按时为工人发工资，还要为他们交各种保险。为了规避用工风险、逃避责任，他们更愿意跟包工头签合同，但包工头没有用工资质，是没有资格跟工人签合同的。”赵强告诉记者，这样一来，农民工就会面临欠薪的风险。如果包工头都要不回钱或者因为包工包料干赔了，损失也会转嫁到农民工身上。

　　证据不足成农民工维权最大难点

　　调查中，几乎所有的法律援助机构都表示，处理农民工欠薪案最难的一点是“证据不足”。